之力。
而海寇作案，首要目的在于财货与船只本身，若未遇到激烈抵抗，甚至不一定会杀戮船员，更少有针对某一势力商船进行系统性截杀的先例。
那等于自断财路，将“坐收买路钱”的长期生意，做成了竭泽而渔的一次性劫掠，更会引来对方不惜代价的疯狂报复。
稍有头脑的海寇贼酋，都不会如此不智。
毛贵虽然没有明言，但此番话条理清淅，一句话就点明了所谓“倭寇劫掠”，在目标选择上透着诡异，更象是有预谋、有选择的针对性打击。
谁最有动机，又有能力进行这种精准的“外科手术”式劫杀？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因此，臣以为！”
毛贵转向御座上的石山，抱拳躬身，声音铿锵，给出自己的结论和解题思路。
“双方结盟，贵在互惠互利，贵在守信重诺！我大汉结盟后，与元军主力连番血战，牢牢吸引了元廷兵马，方国珍才能在王上庇护下站稳脚跟，取得台州、庆元、温州三路，扩充势力。
此人享了我大汉浴血奋战带来的大利，就该担起相应的结盟责任！
如今，咱们要查的是自家商船船员失踪的大案！管他是真倭寇跳梁，还是假海贼作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么多条大海船，就算人都遇害了，木头壳子总还能剩下几片！
咱们就照直了问方国珍要人、要船、要说法！他交不出，给不了交代，那就是他的问题！”
毛贵的思路，带着军人特有的直率乃至几分“蛮横”，但却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内核事情因你方国珍掌控的海域而起，自然该由你方国珍负责终结。
这套逻辑简单、强硬，却因其直接指向责任方而显得难以驳斥。
更重要的是，汉国强而方国珍势力弱，对后者，汉国有这个强硬的资本。
“臣以为，毛将军所言，切中肯綮！”
不待夏煜组织语言反驳或赞成毛贵的观点，宣部尚书施耐庵就果断出列，表明自己的态度。
宣部是统合宣传、教化、意识形态构建的新衙门，他作为该部门长官，深谙“叙事”与“定义权”的力量，一开口就抢占道义制高点。
“当初，我军攻略浙东，连战连捷，兵锋正盛。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庆元路全境。
大汉之所以最终与方国珍定立盟约，并将定海等通商重港之利相让，正是虑及他称雄海上多年，熟悉风波，或能绥靖海疆，保我东南商路畅通，使我大汉可专心收复南北，驱逐胡虏。”
施耐庵的叙述从容不迫，仿佛在重温一段公认的史实，为那段充满算计与妥协的过往，镀上了一层基于“大局考量”与“优势互补”的理想光辉。
事实，当然并非全然如此。
石山当初将庆元路“让”给方国珍，并不是希望对方“绥靖海域”，因为绥靖换不来安全，而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权宜之计。
目的在于稳住方国珍这个海上的麻烦，避免汉军在全力对付元军时腹背受敌。
方国珍也借此良机，得以集成内部力量，攻取台州、庆元和温州三路，并有时间扎下根基。
双方各取所需，是一次基于现实利益的暂时媾和。
但汉王如今击败徐宋，坐稳了“抗元盟主”之位，如何定义双方的过去，解释盟约的初衷与内函，对屡叛屡降蒙元的方国珍，汉国明显更舆论引导权。
施耐庵作为“宣部”主官，精于重新编织历史经纬，为其赋予符合当下战略须求的崭新意义。旋即，他话锋一转，语气中陡然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然，彼辈既已享受我大汉让利之惠，受我海道安抚”之责，自当恪尽职责，保境安商，以报王上信重之恩，酬双方盟好之义！
如今，我大汉商船屡屡于其宣称绥靖之海域遇劫，船员罗难，财货沉海，损失重大！
方国珍非但未能竭力擒贼靖海，以赎其职，反以区区数十颗来历可疑之倭寇首级前来搪塞，妄图移祸于外，推诿其责！”
听到“来历可疑”四字，负责验明倭寇首级真伪的兵部侍郎谭有鱼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正待出言反驳，却被施耐庵凛冽的眼神扫过，没来由一阵心慌。
“此乃方国珍重大失职，更是背弃盟约信义之举！于公理，于大势，我大汉都理应严词诘问，追究其责！岂可因倭寇”之名，便转移视线，放松对方国珍本人失职背约之追究？
此非解决问题之道，实乃纵容宵小之始！”
“施尚书所言，正是关窍所在！”
施耐庵的话音方落，商部尚书蒋居仁着出列声援：“方国珍盘踞海上多年，早已将东海航路之利、诸蕃贸易之润，视为自家禁离私产！”
蒋居仁的言语颇为直接，毫不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