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的一座宅邸里，与外界隔绝，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辽东的战局如何了。直到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出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福王朱常洵。
他至今记得福王见到他时的样子——穿着一身亲王常服，风尘仆仆，面带倦色，但目光坚定。福王对他说：“徐先生，本王奉旨来朝鲜谈判。你放心，本王一定带你回去。”
他不知道福王用了什么条件说服了那个人。他只知道，福王在朝鲜待了几个月，与那个人反复周旋，最终达成了某种协议。建文后人被送往朝鲜，那个人承诺不再支持建州，大明默认了那个人对朝鲜的统治。他和骆思恭被释放，跟随福王一起返回了大明。
在回程的船上，他曾问福王：“殿下，您到底答应了那个人什么条件？”
福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至今无法忘怀的话：“徐先生，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
他没有再追问。但他知道，福王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从那以后，福王在朝中的处境就变得微妙了起来——有人弹劾他“擅自许诺，辱国丧权”，有人指责他“勾结倭寇，图谋不轨”。虽然万历皇帝没有追究福王的责任，但那些弹劾和指责，像一根根看不见的刺，扎在福王的身上，也扎在徐光启的心里。
他欠福王一条命。
而现在，他正坐着轿子，前往福王儿子的朝廷。
轿子停了下来。武英门到了。
二
徐光启走下轿子，整了整衣冠。他没有穿官袍——他早已辞官，身上是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裰，头发用一根竹簪束起。他知道自己这身打扮出现在皇宫里不太合适，但他已经没有心思去计较这些了。
一名小宦官迎了上来，打了个千儿：“徐先生，监国殿下已在殿内等候。魏国公、兵部李侍郎、户部张侍郎都在。”
徐光启点了点头，跟着小宦官穿过武英门，向武英殿走去。他走在长长的甬道上，清晨的阳光从东侧宫墙的上方斜斜地照下来，在他的身前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他没有低头看自己的影子，只是目视前方，步伐平稳。
他走进武英殿的时候，殿内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朱由崧坐在御座上，穿着一身浅黄色的常服，没有戴冠，脸色苍白，眼下有明显的青黑色。他只有十七岁，身形还没有完全长开，坐在那张宽大的髹金雕龙御座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像是小孩子穿了成年人的衣服。他努力让自己的背脊挺直，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威严，但他紧握着扶手、指节发白的手，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
徐弘基站在御座左侧，穿着一身绯色麒麟补服，腰悬玉带，神情凝重。他是南京现存勋贵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也是拥立朱由崧为监国的首倡者。没有他的支持，朱由崧根本坐不上这个位置。他今年五十多岁，须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但腰板依然挺直，目光依然锐利。他是武将出身，打过仗，带过兵，对军事有足够的发言权。
兵部右侍郎李逢节站在右侧，手里拿着一份文书。他是南京兵部的实际负责人——南京兵部尚书早在北京沦陷前就被调走了，至今没有新任命。他四十出头，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一种常年处理公务形成的疲惫感。
户部侍郎张问达站在更靠后的位置，眉头紧锁。他是南京户部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整个南京朝廷最清楚家底的人——因为他每天都在为钱粮不够用而发愁。
“草民徐光启，参见监国殿下。”徐光启躬身行礼。
“徐先生免礼。”朱由崧的声音有些发虚，但努力保持着镇定，“赐座。”
一名小宦官搬来一把圆凳，放在御案的侧前方。徐光启谢了座，坐下。他的坐姿很端正，双手搁在膝盖上，背脊挺直。
“徐先生，”朱由崧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急切，“今日请先生入宫，是因为滁州的事。先生应该已经听说了——昨日，倭寇水师突入长江，炮击了滁州江岸。”
徐光启点了点头：“草民听说了。”
“兵部刚刚又收到一份急报。”朱由崧示意李逢节，“李爱卿，你给徐先生说一下最新的情况。”
李逢节上前一步，展开手中的文书，念道：“五月十二日酉时，倭寇水师战船约十二至十五艘，于滁州江面发炮轰击。炮击持续约半个时辰，发射炮弹约三百余发。滁州水师泊位被毁，巡船沉没五艘，江岸民房起火四十余间，平民死伤约八十余人。倭船在炮击结束后，并未靠岸，亦未登陆，而是顺流东去，目前下落不明。”
李逢节念完，合上文书，退了回去。
殿内安静了片刻。然后，徐弘基开口了。
“徐先生，”徐弘基的声音洪亮，带着武将特有的中气，“本公以为，倭寇此举，不过是‘分兵骚扰’之计。滁州是坚城，城墙高厚，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