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李世英挑着两桶水从一道河那里往家里走时，就看到大哥李世德家院子南边的土坡高处，围了一群社员在那里聊天。
土坡那里原本李世英的老爹和几个老伙计们凿了一架小磨盘，这两年又添了一架大磨盘，主要是社员们将一些陈大米、陈玉米拿来磨碎了当饲料用的。
张全义和妻子刘春丽抬着半篮子玉米来干活儿，看到书记在忙碌，有两个闲人主动过来帮忙，于是大家伙儿就凑在一起聊起了今年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
有人接替自己推磨盘，张全义便坐了下来，抽着烟，发表起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平日里用磨盘的社员比较多，老爹就带着俩儿子打下手，在磨盘附近的两棵树之间钉了条木板当做长凳。
大忙人杨文华居然也在人群中，看到李世英挑水，他连忙招了招手，李世英便将水桶放在一边，凑了过去。
“最近咋样？”
虽说两家就隔了一条土路，但李世英和杨文华都忙得很，这么一算的话，俩人快有半个月没碰头聊过天了。
“周边些大队，结婚要摆婚宴、生娃儿要摆百天宴，有些干部要吃吃喝喝，都是瞎忙活噻。”
“大家伙儿在聊什么呢？”
“还不是包干到户的事情么。”于是俩人便凑过去听。
张全义抽着烟，前些天他阻止布里巴依求雨不成，结果没过两三天，果真下了一场小雨，明明是天气预报的功劳，但不少哈萨克社员，尤其是老年人，都觉得布里巴依是有本事的，这让张全义郁闷了好些天，脸色也一直不好看。
他正坐在人群中给社员们解释什么是“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
1952年底，新中国就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那时候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被均分给了农民，但由于建国初期农业基础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化肥和农业机械产业为支撑，所以土改之后，国内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初是在农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从1955年秋天，又出现了合作社和公社，取消了农村农民按照土地和农具入社分红的制度，将农民私有的土地转为集体统一所有，农业生产也开始以集体劳动为主。
于是在具体的分配过程中就出现了平均主义，对于农民而言，一年到头干多干少都差不多，于是偷懒成风，很是影响老百姓们的生产积极性。
故而从1962年就有山东试点、1971年到1976年又有福建试点，尝试对集体生产的方式进行调整，于是就出现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两种方式。
包干到户，其实就是将收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将经营权下放给承包的社员，承包户可以有自主权选择种植哪些农作物，在依法缴纳公粮后，仍旧按照统购合同，向集体交付粮食，并缴纳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则归承包农户所有。
包产到户，则是集体作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农户签订合同，明确承包土地后的产量、投资、所得工分等，在公粮、公共留存缴纳完毕后，超产归承包方所有，减产则由承包负责赔偿。
所以从1976年之后，国内对于包干到户的讨论就一直在进行着，因为先前国内许多地方的政策调整主要向着包产到户，而老百姓就要承担主要的风险。
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从去年底就秘密开会，在生产小队内部进行了分田包干到户，是一次勇敢而伟大的壮举。
可以说这两年国内的讨论仍旧是停留在口头上，中央到地方都在讨论，但只有小岗村率先迈出了实质上的第一步行动。
若从李世英的角度，他并不认为包干到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包干到户的确有利于最广大的农民，但具体实施也是要视地方情况的。
就好比边疆地区，地广人稀是客观存在的，国营农场反而是更有利的，因为劳动力不足，所以跟东北地区一样，更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所以向着国营农场的方式调整更为合适。
但李世英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包干到户依旧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在边疆地区若推行改革，那么人们群众总会用无穷的创新能力迅速适应着一切改革。
张全义不厌其烦地给社员们解释着，毕竟县里对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些年，有人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要是包干到户，也就是把土地都均分给社员，集体所有的农具我们还能用么？”
张全义摇了摇头，这些政策性的东西，他也还不清楚，他还要等政策呢，也就没办法把话说得那么死。
“土地分下去了，集体的东西，咱们咋可能还能随便用？肯定是要掏钱的，你们说是不是？”有个社员蹲在一旁接过话。
“那大队给哈萨克社员分土地，他们都要上山放牧的，这土地不就荒废了么？没那么多人种，咱们辛苦这么些年炸树开荒，北边的土地还要继续开荒，这不是白忙活了？”
“胡球说！开荒是开荒，包干到户是包干到户，这是两码事！咱们大队地多人少，开荒出来的土地一部分归集体所有，其他还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