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七月，暑气像一块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青溪县第一中学的校门口，老槐树的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鸣聒噪得能掀翻屋顶，树底下摆着两个竹编凉棚，是附近农户支起来的，卖着两毛钱一碗的绿豆汤，瓷碗边缘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糖渍，蒸腾的热气混着豆香，却盖不住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叹息与欢呼——高考成绩出来了，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凌辰锋，属于那类愁到骨子里，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的人。
他攥着那张薄薄的成绩通知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张边缘几乎被捏碎，通知单右下角还沾着一点淡淡的墨水印，是他昨天填志愿草稿时不小心蹭到的，如今却成了这荒唐结果的陪衬。上面的数字像一把把冰冷的尖刀，狠狠扎进他的眼睛，扎进他熬了无数个通宵的青春里：语文98，数学87，英语79，理综156，总分420。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衬衫，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是去年哥哥凌辰武在南方打工回来给他买的，后背还沾着几滴绿豆汤的印子，是刚才挤着看成绩时，旁边人不小心洒的，他却浑然不觉。
420分。
这个数字，别说他心心念念的省城重点大学——江城大学，就连地区的二本院校，都够不着门槛。他想起考前班主任拿着泛黄的历年分数线表格，在黑板上圈出江城大学的录取线，粉笔灰簌簌往下掉，落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他当时还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捻起来，藏在笔记本的夹层里，想着等考上了，就把这粉笔灰当成纪念。九十年代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那是他和全家人唯一的盼头。
凌辰锋站在老槐树下，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混着什么温热的液体一起滑进衣领，又烫又凉。他想起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他考了全县第三，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辰锋，稳了，江城大学的门，已经为你开了一半。”那天放学，他特意绕到县城的菜市场，用自己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五毛钱的韭菜，回家给父母包了饺子，母亲刘桂兰笑着说，这是“喜饺”，等他考上大学，要包一大锅，请街坊邻居都来吃。他还想起父母半夜起来给他炖的鸡汤，陶罐放在煤炉上温着，咕嘟咕嘟冒着细泡，母亲总说“补脑子”，却舍不得喝一口，都给他盛在粗瓷碗里；想起弟弟凌辰浩趴在桌边，嘴里叼着一根没吃完的玉米棒，仰着小脸说：“哥，你以后去省城上大学，带我去看大高楼好不好？还要买那种带奶油的蛋糕，我从来没吃过。”
那些滚烫的期待，那些熬到深夜的灯光——他的台灯是哥哥淘汰下来的，灯泡有些发黑，亮起来总带着嗡嗡的声响，他就用一张白纸裹在灯口，既能挡光，又能让光线更柔和；那些在草稿纸上写满的公式与单词，草稿纸都是捡着哥哥打工时剩下的废纸，正面写满了，就用反面，边角卷了，就用石头压着，如今攒了满满一纸箱，堆在书桌底下，此刻都成了天大的笑话。九十年代初，农村孩子想出头，唯有高考一条路，他拼了命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却没想到，刚伸手，就被人狠狠拽了下来。
“辰锋？凌辰锋！”
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小心翼翼。凌辰锋猛地回头，看到了他的同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赵强。赵强手里也攥着成绩通知单，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灰色运动服，是他母亲特意给他买的高考“战袍”，脚下的白网鞋擦得锃亮，却在看到凌辰锋的脸色时，瞬间把笑意敛了回去，脚步也慢了下来，手里的通知单不自觉地捏皱了一角。
“强子，你考得怎么样？”凌辰锋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砂纸磨过木头，连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他喉咙发干，想起书包侧袋里还装着半瓶凉白开，是早上出门时，母亲给他灌的，瓶身上还印着“青溪县化肥厂”的字样，是父亲单位发的福利，他却忘了喝一口。
赵强挠了挠头，把通知单往身后藏了藏，又觉得不妥，还是递了过去，指尖还沾着一点泥土——他早上帮家里喂猪，来不及洗手就匆匆赶来了：“还行，498，够地区二本线了，我妈说，能去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以后当老师，稳当，还能分配工作，吃商品粮，不用像我爸那样，天天在工地上搬砖，晒得跟黑炭似的。”他顿了顿，眼神落在凌辰锋手里的通知单上，声音压得更低，“辰锋，你你这分数，不对吧？模拟考你都能考六百多，上次联考，你数学还考了138，怎么高考才”
“不对？”凌辰锋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提高了音量，引来周围几道好奇的目光。他深吸一口气，压下胸口的翻涌，指尖颤抖着指着自己的成绩，指甲缝里还嵌着一点铅笔灰——那是他昨天反复核算成绩时，抠铅笔留下的：“何止是不对？强子，你跟我一起复习了三年，你知道我数学最差也能考一百二，英语从来没下过一百一，理综最少也得一百八，怎么可能考成这样？高考那天，我理综的选择题，都是按照咱们平时总结的技巧做的，怎么会错那么多？”
赵强也皱起了眉头，连连点头，伸手拍了拍凌辰锋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的确良衬衫传过来，带着几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