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有个老船工口口相传的秘密：江底下沉着一座城。不是传说，是真正的城，有城墙，有街道，有房屋，甚至还有钟楼。这座城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会“现身”：一是百年一遇的大旱，江水退到极限；二是冬季封江，冰层透明如镜，阳光正好时，透过冰面能看见下面的轮廓。
关于这座水下城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最流行的是：金朝末年，蒙古大军南下，一座滨江城池的守将不愿投降，也不愿百姓遭屠，祈求上苍。当夜地动山摇，城池整体沉入江中，全城军民化为水族，永守故土。从此，这座城就成了松花江的守护神，保一方水域平安。
但老人们也说，水下城不能打扰。曾经有渔民用拖网捕鱼，网挂在了“城墙”上，怎么都拉不上来。最后割断网绳，渔网不要了。结果第二天，那渔民就得了怪病，浑身长满鱼鳞状的疹子，溃烂流脓，三个月后才慢慢好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松花江水利开发，要建一座大型水库。选址就在传说中水下城的上游。如果水库蓄水，水位将抬高二十米，水下城将永远埋在更深的水底，也可能因为水压变化而崩塌。
消息传到江边的老船工耳中，他们坐不住了。领头的是“江上飞”赵老大，七十多岁，在松花江上行船五十年，对这段江的每一处暗礁、每一股暗流都了如指掌。他带着几个老兄弟，找到水库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的总工程师姓李，四十多岁，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水利专家。他对老船工们很客气，但对他们说的水下城不以为然。
“赵大爷，您说的那个传说，我听说过。”李工给老人们倒茶，“但咱们搞工程建设，要相信科学。松花江这一段，地质勘探做得很充分，江底是沙质河床，最深的地方也就三十米，不可能有完整的古城。您说的可能是古代的沉船或者建筑遗址，被泥沙掩埋了。”
赵老大摇头：“李工，我不是瞎说。民国二十七年，松花江大旱，水位降到最低，我亲眼见过。江心露出一截石墙，青砖砌的，砖缝里的白灰都看得清。我们划船过去看，那墙有丈把高，往两边延伸，看不到头。不是城墙是啥？”
“可能是古代的防洪堤。”李工解释，“松花江两岸历史上多次修筑防洪工程，有些遗迹留在江底，很正常。”
“那钟楼呢？”另一个老船工插话，“我爹说过，他年轻时候冬天在江上打冰窟窿捕鱼，冰层特别透亮的时候，能看见下面有个尖顶，像钟楼的顶。”
“可能是桅杆，或者别的什么。”李工耐心地说，“这样吧，等水库建成了，水位抬高，我们可以用水下摄像机探查。如果真有古城，也是重要的文物，我们会保护的。”
老人们说不动，悻悻而归。但他们没有放弃。赵老大想起一个人：他的表弟，在省博物馆工作的孙研究员。
孙研究员是搞考古的，对水下城的传说早有耳闻，也查过一些资料。他告诉赵老大：松花江下游确实发现过金代遗址，但江底的古城，正史没有记载，只有民间传说。不过，有些传说往往有历史原型。
“表哥，如果你真想阻止水库，光靠传说不行，得有证据。”孙研究员说，“最好是能拍到照片，或者取到实物样本。”
赵老大犯了难。现在不是旱季，江水很深；也不是冬天，冰层不厚。怎么取证？
孙研究员想了想：“这样，我向单位申请，租一套简易的水下摄影设备。咱们找个水性好的，潜下去看看。”
设备很快到位，是一台德国产的水下照相机，带防水外壳和闪光灯。潜水员找到了，是赵老大的孙子赵小江，二十出头，在江边长大，水性极好。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他们选了一处水流较缓的江段，根据赵老大的记忆，确定可能是“城墙”的位置。赵小江穿上简陋的潜水装备（那时还没有专业的潜水服，就是橡胶衣加氧气瓶），带着相机下了水。
江水浑浊，能见度很低。赵小江在江底摸索，果然摸到了砖石结构。他顺着墙游了十几米，墙一直延伸。他举起相机，打开闪光灯，连续拍了十几张照片。
闪光灯在水下发出刺眼的光，惊动了江底的鱼群。突然，赵小江感到一股强大的水流，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身边游过。他下意识地躲闪，头撞在了墙上，氧气面罩差点脱落。
等他稳住身形，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但刚才那一撞，把墙上的几块砖撞松了。赵小江捡起一块砖，浮上了水面。
砖是青砖，长一尺，宽半尺，厚三寸，砖的一侧刻着模糊的文字，像是汉字，但笔画古怪，认不全。
孙研究员如获至宝。他把砖带回博物馆，请古文字专家鉴定。专家的结论是：砖上的文字是女真文，一种金朝使用的文字。初步辨认，几个字的意思是“防”“水”“城”。
“这可能是金代的水利设施，或者滨江城堡的一部分。”专家说，“如果是完整的古城遗址，那价值就大了。”
孙研究员写了报告，附上照片和砖块样本，呈交给省文化局。文化局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