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七年的正月，在稀疏的爆竹声和渐暖的东风中悄然来临。
观星阁颁行的标准版农事历如期发往各州府，黄纸朱印，样式规整，与往年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那本厚厚的《京畿地区农事参考手册（试行稿）》也以“额外资料”的形式，悄然送至了司天监、三皇子府及京畿几处官衙的案头。
起初，这本与众不同的手册并未激起太大波澜。
大多数收到它的官吏，或因年节事务繁忙，或因对观星阁“额外之举”心存疑虑，往往随手翻阅几页，见内中图文繁杂、条目细致，与熟悉的简明历法迥异，便搁置一旁，并未深究。
唯有少数有心人，仔细阅读后，或觉新奇，或感困惑，态度不一。
正月初八，年节气氛未散，观星阁内已恢复日常轮值。
一份来自司天监的普通公文被送至程知行案前。
公文措辞客气，先是感谢观星阁“用心农事，增益历本”，旋即话锋一转：“……然所附《参考手册》中，有‘京西诸县明年春季雨水偏少概率较高’之语，并建议‘提前修缮水利，蓄水保墒’。查京西历年水旱，虽有丰歉，然春旱之说，无明确前例可循。此等预判，关乎地方安定、农事安排，若无十分把握，恐易引发不必要的劳民与惶惑。敢问程阁主，此预判所据为何？可否详示？”
公文末尾盖着司天监一位分管农历的员外郎的印章。
语气看似询问，实则暗含质疑与压力。
程知行放下公文，神色平静。
他早已料到，那个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预警，一旦被注意到，必然会引发争议。
在缺乏现代气象科学概念的时代，预测数月后的降水趋势，尤其是以概率形式表述，在许多人看来无异于“妄言天机”。
“沈墨，去请赵副阁主、历算司李博士、堪舆院冯司丞，还有我们小组的苏宛儿，午后来星枢殿偏厅议事。”程知行吩咐道。
“是。”沈墨应下，犹豫片刻，低声道，“阁主，司天监那边……”
“无妨。正好借此机会，把我们做预警的依据，向阁内同僚也做个说明。”程知行目光扫过墙上挂着的京畿地区降水概率分析图，“真的假不了。我们既敢写，就要能解释。”
午后，星枢殿偏厅。
赵玄明、李博士、冯司丞依序而坐，神色肃然。
苏宛儿抱着几大本记录册和图表，略显紧张地坐在下首。
程知行坐于主位，案上摊开着司天监的公文和几份关键的数据汇总。
“司天监来函，询问我阁在所附农事参考手册中，关于京西春旱预警的依据。”程知行开门见山，将公文内容简述一遍，目光扫过众人，“今日请诸位前来，一是通报此事，二来，也想听听诸位的看法，并就此预警的推算过程，做个说明。”
赵玄明捋须不语，目光低垂。
李博士与冯司丞交换了一个眼神。
冯司丞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勘舆家特有的审慎：“阁主，京西之地，北倚山峦，南接平川，其水脉泉源，下官略知一二。春季水源，多赖冬雪融化及地下水渗出。今冬雪量，确较往年为少，但地下水情幽微难测。单凭此，便断言‘春旱概率较高’，是否……武断了些？”
李博士紧接着道：“历算之道，首重天道运行之常。节气流转，雨旸时若，自有定数。降雨多寡，变数极大，纵有旱涝，亦是天时之偶然。以有限之过往记载，推算未来之雨水概率，此法……下官闻所未闻。恐难以取信于司天监诸公，更难以令地方信服。若预警成虚，反损我观星阁清誉。”
他们的质疑集中于两点：一是预警依据（冬雪少）不充分，且地下水情未知；二是方法本身（概率预测）不可靠，有悖传统认知。
程知行听罢，示意苏宛儿将带来的资料图表分发给三人。
“冯司丞所言冬雪及地下水，确是关键。”程知行指向一幅手绘的京西地形与水文简图，“然而，我们判断的依据，并非单一。苏姑娘，请你说明。”
苏宛儿定了定神，翻开一本贴满标签的记录册，声音清晰却略带紧绷：“属下等调阅、整理了灵台司及民间散见的，自永昌元年至今，共十六年的京畿地区降水记录。重点分析了京西诸县每年二至四月——即春播至初夏关键期的降水量级。”
她指向一张表格：“这十六年中，有五年该时段降水明显偏少，达到‘春旱’标准。而这五年里，有四年，其前一年冬季的降雪量，记录显示为‘偏少’或‘稀少’。同时，这五年中，有三年，春季持续出现偏北或西北风向的频率显着高于常年。北风干冷，不利水汽凝结成雨。”
她又展开另一张图，上面画着简单的波动曲线：“这是根据有限记录估算的京西地区冬季降水与次年春季降水的粗略关联图。虽数据点有限，但趋势显示，冬雪持续偏少年份，次年春季降水偏少的可能性，确实有所增加。”
程知行接过话头：“这并非断言‘必然旱’，而是指出‘风险增加’。就像一个老农，看到冬天蚂蚁窝筑得高，会提醒注意夏涝可能一样。我们是通过梳理过往十六年的记录，发现‘冬雪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