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现在理清了朱勇这四万大军的‘死’，接下来再说一下朱祁镇这边。”
“正常实录、明史之中，记载的，就是，朱祁镇继续往居庸关的方向走。”
“【八月十四，到了土木堡，说是这地方地高无水，掘井二丈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被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
“【八月十五，本来打算启程，但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前因，过程，后果等等，全都写清楚了。”
“光看这一段，好象就觉得，嗯，就是因为王振这狗东西带着朱祁镇跑到了土木堡，那是人困马乏，又累又渴，又中了敌人奸计，最终导致全军复没。”
“然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见此惨景，压抑已久的怒火轰然爆发，他举起铁锤直奔茫然不知所措的王振，一边猛击，—边怒吼：“我为天下人杀了你这个贼！”，当场将王振砸死。”
“王振也算是死的窝囊。”
“但，根据朱祁镇自己的回忆却说，王振是因为自责导致明军战败，引刀自刎。”
“【《英宗谕祭王振碑》：“车驾北征，振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当然，王振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记载。”
“不管是明史，明实录，还是国榷，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记载的都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这样。”
“有人说，既然都是这么记的，那肯定就是事实啊？还有什么好争议的？”
“那肯定有争议。”
“我敢说，这些，都是被修改的，或者说，这些，全都是为了掩盖真相而编出来的故事。”
“有什么证据呢？”
“唉，这个证据就在北使录中，之前不是说，现代认为李实写的《北使录》，被作为重要的明史资料作为引用吗？”
“既然引用《北使录》作为史料，那就是认为北使录是有史实价值的。”
“但那些人引用北使录，却也不引用完，就引用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其馀的，感觉写的有冲突，有矛盾，不一样的地方，直接就不看了，选择性的忽略了。”
“而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正好描写的就是土木堡之变……”
“北使录是怎么描写的呢？内容是这样的：【十五日，至土木，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
“【大军倒戈，自相蹂践。】？”
“这什么意思不用我详细解释了吧？”
“整个土木堡之变的事件中，也就只有李实敢写出来，但也不敢写全，就写了这么一具，大军倒戈，自相蹂践。”
“但也正常，就在他当时那个位置上，他是不敢写详细的。”
“写详细了，那别说他这本书了，他这个人都没了。”
“李实这人，毕竟也是个文官，正统七年的进士，十年的礼部给事中。”
“看得出来，他的官儿实在是很小，没有受到皇帝的提拔，也没有受到‘反帝党’的拉拢。”
“他就相当于一个中立的骑墙派，心里还多少保留点良知的那种，所以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咱们就讲究孤证不立。”
“还有没有其他能够证明是兵变，证明明实录、明史、国榷是编故事的证据呢？”
“有的兄弟，包有的！”
“这个人叫聂忠，是锦衣卫的一个小旗官。”
“小旗官嘛，也就只是个从七品，在京城这个圈子里，从七品的小旗官是真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儿了。”
“而这个聂忠，也同样是土木堡之变的亲历者，同时，也是留下为数不多文献记载的当事人之一。”
“当然，这个文献记载并不是他写了一本书哈。”
“而是记载在他的墓志铭上。”
“唉，是的，聂忠这个人，守了一辈子秘密，死前终于刻在墓志铭上。”
“岁月变迁上千年，各种文献被改的面目全非，也唯有当时的原始文献，原始记载的墓志铭，能窥见当时一二风貌。”
“而这个墓志铭的内容是什么呢？”
“【墓志铭内容为：十四年，英宗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
“这都不需要我解释了吧？很直观就能看出来这描写的是什么意思。”
“说是在土木堡，准备行动的时候，忽然南边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当时他们以为是自己人。”
“毕竟穿着自己的人的衣服，那不是自己人是什么？”
“那自己人就不用防备呗？于是，这伙人马就杀了进来，那是一阵乱杀乱砍。”
“这也能映射李实说的那个，【至土木，大军倒戈，自相蹂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