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才恍然，自己方才顺着“天下英雄”的话头表态，竟是不知不觉间落入了汉王精心设置的言语陷阱之中。
汉王巧妙地利用了唐太宗这个典故的模糊性，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标准，将通晓民生实务、具备实干能力作为“英雄”的必备素质，从而为他改革科举制度提供最强有力的“历史依据”。
可他现在已是骑虎难下，刚刚才肯定了“唐太宗以得天下英雄为喜”，此刻若再跳出来质疑汉王对“英雄”一词的解读，或者质疑这个故事本身，岂不是自打嘴巴，前后矛盾？
赵琏只能面露尴尬之色，嘴唇嚅动了几下，终究未能发出声音，内心充满了无力感。
刘兴葛身为平章政事，平日里与赵琏在具体政务上虽偶有分歧，但在维护儒家文官体系根本利益和传统价值观的大方向上，立场却是高度一致的。
他不忍见同僚如此受窘，也更担心汉王这套“歪解经典”的论调会动摇科举乃至士人地位的根基，连忙出言打圆场，试图将话题拉回可控的轨道：“王上见识高远，非臣等所能及。只是————臣愚钝，尚不能完全领会王上深意。王上是否可明示，对于科举取士的标准，具体有何圣虑？”
石山见两位宰辅如此紧张，仿佛自己要刨了儒家根基一般，不由得展颜一笑，缓和了一下有些凝重的气氛。他环视四位神色各异的大臣，抛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参政刚才介绍蒙元科举制度，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孤曾闻，宋初开科举，殿试之时，皇帝手握黜落之权，可依据策论表现，将不合格的会试上榜者直接淘汰。
但这项制度后来为何会被废止，形成了如今殿试不黜落”的惯例？诸位皆是饱学之士，想必知其缘由吧？”
殿中四人，对此段历史公案自然了然于胸。
其直接导火索，便是北宋仁宗年间，一位名叫张元的落榜考生，因殿试被黜，心怀愤懑，竟转而投奔西夏国主李元昊。
其人才华横溢，深受李元昊重用，积极参与策划了包括好水川之战在内的多场关键战役，给北宋西北边境造成了巨大麻烦和伤亡。
甚至，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诗句嘲讽宋军主帅，一时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
此事给宋廷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反思，深感“黜落”之制可能逼反本方人才，遗祸无穷，自此之后，殿试便逐渐演变为主要确定排名，原则上不再黜落考生，以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
在座的都是人精，结合“张元旧事”，立刻听懂了石山未曾明言的潜台词。
—开科举，并非为了“取士”，至少不完全是为了取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张元、黄巢等原本有心报国的“英雄”纳入体系内，给予他们上升的希望和信道，别逼得他们祸乱天下。
乱世争雄，不比天下承平之时，竞争更加残酷血腥，手段也更加直接露骨。
但凡有志于夺取天下，终结乱世的政治势力，其上层精英基本明白权力构成与维系的底层逻辑。
他们并不讳言诸如玄武门之变、张元投敌之类的敏感话题，因为这些本就是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汉王此刻点出此节，并非离经叛道，而是直指乱世用人的内核矛盾。
刘兴葛和赵琏本能地觉得石山这番话有些“歪歪理”，却偏偏紧扣历史教训，直指政权安全的命脉，让他们一时之间竟找不到足够有力且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驳。
加之他们二人都曾被石山敲打过，深知这位主上意志之坚定、手段之老辣，在自身底气不足、未能想好应对之策时，皆不敢轻易发言反对，以免再次陷入被动。
夏煜资历尚浅，连进士身份都没有，在此等涉及科举根本、牵动天下士林神经的重大议题上，更是人微言轻，不敢随意掺和，只能摒息凝神，静观其变。
眼见场面因两位宰辅的沉默而显得有些冷，宣部尚书施耐庵眼中却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在投效石山之前，曾创作过半部小说，名为《江湖豪杰传》，其中的主角设置，便是一位胸怀大志，却因科举屡试不第，报国无门，最终被逼走上反抗朝廷之路的“悲情英雄”。
早在创作之前，他便对科举制度可能产生的“遗贤”问题，以及那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能人异士的心态，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
此刻，见汉王主动触及这个自己思索已久的话题，施耐庵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心中涌起一股畅所欲言的冲动。
“王上，”
施耐庵清了清嗓子，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天下俊杰，禀赋万千，如同星河沙数。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机缘进学读书，也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在这科举之道上学有所成，金榜题名。
西楚霸王项羽，年少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