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沉浮数十载，更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官拜蒙元礼部尚书，与中书参政韩镛同任知贡举，主持过当年的全国会试。
其人在科举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组织实践，在汉国君臣中皆是顶尖权威。
石山将这个问题交给他，算是问对人了。
赵琏闻言，略一沉吟，似乎在脑海中快速梳理那套他既熟悉又已心生疏离的旧制，随即拱手，条理清淅地答道：“回禀王上，蒙元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其中————有一显著特点，便是每级考试皆区分左右两榜。”
他提到此节，语气中不免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意。
“蒙古与色目人列于右榜，汉人与南人则列于左榜。右榜考题数量少，出题内容相对浅显，评定标准亦较为宽松，且录取比率————远高于左榜。”
赵琏说到这里，微微一顿，显然对此陋规深为不齿，但碍于陈述事实，不便过多置评。
他见石山目光平静，并无追问右榜细节之意，心知汉王对此等维护蒙古人特权的制度绝无好感，便一语带过，继续聚焦于左榜，也就是绝大多数汉人士子需要面对的体系。
“左榜乡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明经”二问，即考察对儒家经典中疑难词句的理解；另考经义”一道，要求对某一经典义理进行阐述发挥。
第二场，考古赋”一篇，以察文学才情与文言功底；再考诏、诰、章、
表”等官方应用文体一道，验其公文写作能力。
第三场，则考策”一道，是为经史时务策论，观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识。
”
“至于会试，形制与乡试相仿，亦分三场。唯第一场的明经”变为经问”五条，仍是考察经典熟悉程度；经义”仍为一道。第二、第三场的出题范围，则与乡试完全相同。”
“最后的殿试，”
赵琏提高了些许声调，道：“由皇帝亲自主持，仅考策”一道。然，要求有别，右榜仅需作文五百字以上，左榜则需千字以上。臣以为，”
他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道：“我国新立，当革除旧弊，彰显天下一家、唯才是举之新政风。臣恳请王上，废此左右榜之弊，令诸生同题同考，同标评定，一视同仁！”
赵链所讲的这些考试形式，对于刘兴葛、施耐庵等进士而言，都是基础常识。
但他对左右榜的不满和最后这句直指内核的建言，还是引来了其馀三人由衷的点头赞同。废除区分族群的左右榜，乃是确立汉国正统性与公平性的第一步，势在必行。
“可以！就依参政之言。”
石山心中已然明了，蒙元这套科举，看似三级，实则乡试、会试是决定性的淘汰赛，刷下绝大部分考生。
至于殿试，在正常情况下，只要考生自身不犯忌讳、不作大死，一般不会被黜落。其主要作用在于最终确定进士排名，以及那层“天子门生”的荣耀光环。
当然，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
恰恰相反，能跻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于此定下名次高低，直接关系到初入官场的起点、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组织培养”路径。
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最后一锤子买卖”，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迨。
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并最终评定优劣，属于最高权力范畴，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讨论。
当前需要着力变革的，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
其实，汉国疆域尚小，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但今日既然集中讨论，可以先定下方向。
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但考试的内核一科目设置与内容导向，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态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并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于创建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
“古赋”与“诏诰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于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馀年来其内核精神变化并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参政，蒙元科举于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