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之规模”。此刻，他目光炯炯地看向石山，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道：
“是故，我红旗营现今掌控之地，规模虽已不小，声威亦足，然距离成就王霸之业，一统天下的坚实根基，相差仍远。下一步，力量该向何处投送，地盘该向何处拓展，方是重中之重。
纵观全局，愚以为，元帅今后需集中力量拓展的方向，无外乎南、北、西三面。
属下不才，请为元帅试论此三面之势？”
叶兑刻意没有提到东面，实因红旗营现有地盘在大元版图中已属东部，滁州以东仅馀扬州路，拓无可拓，且此地无险可守，东进或可为之，却改变不了当前的被动形势，根本上升不到战略层面。
而随着红旗营的快速崛起，整个天下早已偏离了原有的历史轨迹，被石山改的面目全非，他现在急需这种高屋建瓴，纵观全局的战略规划。
石山当即挺直脊背，神色肃穆，如同聆听教悔的学生般，对叶兑拱手行礼，语气极为诚恳：
“祭酒请畅所欲言，石山洗耳恭听！”
叶兑书房中并未张贴和悬挂舆图，但叶兑与石山二人，一位是胸藏寰宇的谋士，一位是纵横沙场的统帅，心中皆有一幅活的天下江山图卷，无需再画舆图，山川形势自明。
叶兑稍稍清了清嗓子，从容道来：
“首先讲西面。庐州路和濠州以西，乃是黄州路、蕲州路及汝宁府等地，皆是徐寿辉和刘福通两部红巾军的活动局域。
当前大势，元廷仍为心腹之患，红旗营与徐寿辉、刘福通等部，纵有龃龉，亦需遥相呼应，联手抗元，且彼等经营日久，根基颇深，又因连番大战，流民四起，生产停顿，钱粮日渐枯竭。”
叶兑顿了顿，给出自己的结论：
“是故，西进之路，几无伸展馀地。强行为之，徒耗兵力，甚或迫使彼等倒向元廷，殊为不智。红旗营当前的战略焦点，实则仅剩南、北两向可供决择。”
在徐州取得空前大捷后，关于下一步进军方向，石山麾下文武已经进行过数次小范围的激烈争论，众人提出了各种方案：
有主张趁元军与徐宋大军在江南鏖战正酣，抓紧时间打造水师，趁机渡江夺取集庆路，据龙蟠虎踞之地者；有建议向东发展，攻取淮安、扬州，彻底掐断元廷漕运命脉者；
甚至，还有少数激进者，鼓吹应挟大胜之威，北渡黄河，直捣腹里，威逼大都。或持稳重态度，认为应尽起大军，西破寿春，以全取安丰路。
石山虽以“巩固根基，消化战果”为由，暂时压下了麾下文武急于再开大战的呼声。
但他明白，新兴势力上升期的扩张之势不可阻挡，即便是他，也只能凭借个人威望强压一时，待与元廷“招安”谈判争取来的宝贵休整期一过，大军必然要指向一个明确的进取方向。
对此，石山内心也曾多有权衡纠结。
毫无疑问，西进性价比最低，可以直接否定；东进最容易，但战略价值有限，反弹也不小；北进过于冒险，近乎幻想；南进则最具潜力，一旦成功，便可据有富庶江南，但难度也最大。
水师刚刚起步，急缺能够制霸江河的战船。若不能摧毁元廷水军，彻底掌控长江航道，即便侥幸在集庆路站稳脚跟，也有可能会被元军水师或方国珍之流截断江淮联系。
届时，便存在力量分散，又被各个击破的巨大风险。
叶兑这番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如同拨云见日，顿时让石山对全局有了更清淅、更深刻的认识，先前关于战略方向的种种迷茫与尤豫，也随之消散大半。
叶兑见石山目光深邃，显然已在消化自己的论述，便抛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道：
“而这南、北两线，看似选择艰难，实则细细论之，皆有一统天下的可能。甚至，以红旗营当前的地缘布局观之，选择北线，其难度或许反而低于南线。”
“哦？”
这倒是打破了石山的固有认知，毕竟“历史证明”了元末以南统北的可能性。他原本下意识地认为南进获取钱粮人口才是王道，闻言不禁微微皱眉，身体前倾，追问道：
“还请祭酒详解！”
叶兑抛出“北线更易”的观点，其实是在试探石山，却见他脸上并无丝毫欣喜，反而露出更加郑重、探究的神色，暗自点头。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缓缓道出缘由：
“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算起，燕云以北广袤汉土沦于异族之手，至今已四百馀载；而北宋靖康之乱后，中原大地尽为金国所占，至今亦逾两百春秋。
天下虽大，仍坚持汉家衣冠礼乐、文脉不绝者，仅剩江南一隅，乃故宋遗泽所系。”
这段话当然有所夸大，蒙元对南宋故土军事、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齐下，若不是时间太短（至今仅七十三年），政策又多变，江南也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