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很专业：“关于脑电信号伪影滤除算法的合作邀约——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临时访问学者危暐）”
程俊杰的声音作为旁白在共享意识中响起：“注意危暐的生理数据：心率92，手部微颤指数07，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同时激活。他处于紧张状态，但认知功能保持高度清醒。”
邮件正文开始浮现：
尊敬的孙教授：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短期访问研究，课题组正在开发新一代的脑电伪影滤除算法。拜读过您2018年发表在《神经工程杂志》上的论文《基于深度学习的运动伪影动态补偿模型》，深受启发。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当被试者处于特定情绪状态时（特别是道德困境决策时），传统滤除算法会误将部分真实神经信号识别为伪影，导致关键数据丢失。附件是我们采集的样本数据集（已匿名化处理），希望能得到您的专业意见。
如果可能，我们课题组希望邀请您作为外部顾问，参与这项研究。研究经费充足，可以支持线上协作和必要时的新加坡访问。
邮件写到这里，危暐停顿了。他的手放在键盘上，没有继续。
共享意识中，孙鹏飞体验到了危暐此刻的内心挣扎：
“这个数据集是真实的——是从园区里那些被强迫进行诈骗的‘狗推’身上采集的。他们每次骗人成功或失败时的脑电数据，他们的愧疚、麻木、或病态兴奋……都是宝贵的研究材料，但也是沾血的材料。”
“如果我发给孙老师，他一定会感兴趣。他是真正的研究者，看到这种独特数据会兴奋。但一旦他回复，魏教授就会介入——伪造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联系渠道会被激活，下一步就是邀请他‘实地考察’。”
“但我在数据里埋了线索：被试者编号的哈希值，映射到一份隐藏的受害者名单。如果孙老师足够细心，他会发现数据来源可疑。这需要他对数据伦理有足够的敏感度……我赌他有。”
孙鹏飞在共享意识中回应：“我会发现的。任何一个正规实验室的数据采集都有完整的伦理审查编号，而这个数据集没有。这是我教危暐的第一课：没有伦理批准的数据，再珍贵也不能用。”
危暐似乎“听”到了这个回应（程序的智能交互设计）——邮件继续书写，但他在附件说明里增加了一行小字：
孙鹏飞立刻注意到问题：“irb编号的日期是2020年3月15日——那天是星期天，伦理委员会不可能开会审批。而且n的编号格式不是这样的。这是危暐故意留下的破绽！”
邮件发送了。
接下来是等待回复的三天。危暐在园区里的日常工作：维护“镜渊系统”，培训新来的“技术人员”，参与魏明哲的“认知操控实验”。
共享意识中，孙鹏飞体验到了那种日常的恐怖：早餐时听到隔壁楼传来的惨叫声（逃跑者被惩罚）；上午会议中讨论如何优化诈骗话术的“转化率”；下午看着监控屏幕里那些被骗者崩溃的表情。
第三天，孙鹏飞的回复来了：
危博士：
数据已初步分析，确实发现您描述的现象。但关于合作，我有几个疑问：
1 irb编号格式与n标准不符，能否提供审批文件扫描件？
2 数据采集设备型号与采样率设置存在矛盾，可否说明具体实验设置？
3 被试者知情同意书模板能否共享？
这些是标准伦理审查要求。如能提供，我们将很高兴推进合作。
危暐看到这封邮件时，正在喝水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希望。
共享意识中涌起强烈的情感：“他问了！他问了伦理问题！孙老师还是那个孙老师——技术可以让他兴奋，但伦理底线他从不跨越。”
但下一秒，魏明哲走进了房间。
“回复得很专业，”魏明哲看着屏幕上的邮件，微笑，“孙鹏飞果然谨慎。那么按照b计划：提供伪造的伦理文件，然后邀请他参加‘线上研讨会’——我们在新加坡的‘协作实验室’已经准备好了。”
危暐的心沉下去。但他必须执行。
接下来的操作在共享意识中呈现出分裂状态：危暐的手在熟练地伪造pdf文件（修改真实n文件的元数据，调整签名和日期），但他的内心在呐喊：
“不要来，孙老师。不管邀请看起来多正规，都不要来。回复说需要学校外事处审批，说疫情原因不能出国，说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来。”
伪造文件发送了。
又两天后，孙鹏飞的回复：“经我校国际合作处审核，目前所有出国交流项目暂缓。建议先进行线上协作，待疫情缓解后再议。”
危暐看到这封邮件时，正在吃晚饭。他低下头，把脸埋在餐盘上方，肩膀微微颤抖。旁边的人以为他在咳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笑，无声地、流泪地笑。
“他找到了理由。他安全了。”
场景结束。
孙鹏飞脱离设备，摘下头盔时脸上都是汗水和泪水混杂。
“他赌赢了，”孙鹏飞的声音沙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