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了母亲全部记忆后，我才发现她每天在咖啡里加的方糖，是缓慢发作的毒药。
而投毒者，正是我那温文尔雅了二十年的父亲。
第一颗“糖”融化在舌尖，带着一股近乎灼烧的甜，随即是一种陌生的、沉甸甸的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一直坠到胃里。那不是我的记忆。是母亲的。
我叫苏晚，二十九岁，一名不入流的自由插画师。母亲林素心在一个月前因“突发性心脏衰竭”去世，葬礼上，父亲苏文擎握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一遍遍说着“你妈妈太突然了，她太苦了”。他消瘦得厉害，原本合身的西装空荡荡地挂着，所有人都说，苏教授夫妻情深，真是可怜。
母亲没有留下遗体，遵照她生前签署的某种前沿医疗研究协议，大脑被急速冷冻，用于一项激进的记忆编码与移植技术研究。她是志愿者之一。这项技术理论上还远未成熟，但就在一周前，我接到了项目组的通知，告知我，作为林素心女士唯一的直系血脉，我的神经耦合系数呈现出罕见的匹配性，他们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母亲的“记忆备份”植入，一种非侵入式的、旨在构建生物记忆库的尝试。他们说，这或许能让我以另一种方式“保存”母亲。
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失去母亲的空洞太大，大到任何一点可能填塞的东西，我都想抓住。
移植过程并不痛苦，像是一场漫长而光怪陆离的浅度睡眠。醒来后，世界依旧是那个世界，只是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沉默的租客。起初几天，一切如常。直到第三天下午，我习惯性地给自己泡了一杯黑咖啡，指尖无意识地伸向糖罐——我喝咖啡从不加糖——拈起一块方糖，就要丢进杯中。
动作僵在半空。
一种强烈的、不属于我的渴望，一种对那极致甜味的生理性需求，攥住了我。同时，一个极其短暂的画面闪过：母亲纤细苍白的手指，捏着同样的方糖，轻轻放入她那只白瓷咖啡杯里，糖块落下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日常的韵律。
是记忆融合开始了。项目组的医生说过，初期可能会有些许既视感，或者轻微的行为模仿。
我缩回手，看着那块方糖，心头莫名一阵烦躁。我没加糖，只喝着苦涩的咖啡，试图压下嘴里那股虚幻的甜腻。
真正的异样在几天后爆发。那晚我熬夜赶稿，头痛欲裂，下意识地模仿着记忆里母亲常做的一个动作——用拇指用力按压太阳穴。一瞬间，并非画面，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洪流淹没了我：不是简单的头痛，那是一种更深层的、弥漫性的钝痛，从四肢百骸渗出，聚集在头颅内，像一团不断增殖的、沉重的棉花，挤压着思维，让她（我）只想蜷缩起来，关上所有的灯。
伴随这痛楚的，还有一种黏稠的、无边无际的疲惫。不是睡眠不足的那种，而是源于生命本身的耗竭感。
我猛地甩头，从那感觉中挣脱，冷汗涔涔。这不是我的感觉。这是母亲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感受。她总说“没事，老毛病，累的”，原来，是真的。
自那以后，母亲的记忆碎片开始更频繁地涌现。往往由最微小的细节触发：超市里某种特定香型的洗涤剂味道，会让我鼻腔里瞬间充满母亲手洗父亲白衬衫时留下的淡淡皂角气；路过街角花店瞥见一束黄玫瑰，眼眶会不受控制地发热——那是父母结婚纪念日父亲每年必送的礼物；甚至听到某首年代久远的情歌，喉咙里会泛起一股带着铁锈味的甜腥气，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悲伤与恐惧的心悸。
这些碎片杂乱无章，缺乏前后关联，却带着原始情感的巨大冲击力。我像一个拙劣的拼图者，试图将这些碎片拼凑出母亲最后时光的真实图景。而所有的线索，似乎都隐隐指向她那持续了多年的、无法根治的“慢性疲劳”与“神经性头痛”，以及她每日雷打不动的习惯——那杯加了方糖的咖啡。
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沉浸在丧偶的悲痛中，变得愈发沉默寡言，但也更加细致地照顾我，仿佛把我当成了母亲唯一的遗物。他会在深夜端着温牛奶敲响我的房门，看着我喝下，眼神里是浓得化不开的哀伤与关切。“晚晚，你脸色不好，别太累着，爸爸只有你了。”
他的话让我喉咙发紧，几乎要将记忆移植的事和盘托出，再问问他，妈妈最后到底有多痛苦。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看着他鬓角新生的白发，看着他为我掖被角时微微颤抖的手，我说不出口。揭开他的伤疤，太残忍了。
而且，一种莫名的、源自那些记忆碎片深处的寒意，让我选择了沉默。
我开始有意识地“翻阅”母亲的记忆，像一个偷窥者，在自己大脑的阁楼里搜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需要极度的专注，且常常一无所获，或者只能得到一些模糊的情感回声。但我执着地进行着。我需要知道。
一个周末的午后，阳光很好，我坐在母亲生前常坐的那张靠窗的摇椅上，几乎是无意识地，让自己的呼吸节奏模仿着记忆中母亲坐在这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