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交集，其实是丁凌在复出以后，也是江弦在拍摄《边城》的时候，刚复出的丁凌给他的《棋王》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学评论文章。
后面两人的来往就更多了，而随着和丁凌的不断熟悉，江弦也渐渐发现了，与其说丁凌是一个刻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不如说她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
晚年的丁凌，一直在忙活她操办的那份“民办公助”的文学杂志《中国》。
记得当时国庆刚结束，在宴会上，丁凌找到江弦，亲自邀请江弦过去主持这部杂志，不过江弦知道那是个火坑，不肯往里面跳。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
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都需要人脉，需要钱，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
江弦听说丁凌四处协调解决刊号，到处找人拉赞助解决资金问题，找皮包公司借钱，能动用的关系她都动用，杂志顺利办了起来，也出了很多好文章，最高单期发行量有十几万册。
可惜随着丁凌去世，这部杂志也很快落寞，直接从月刊改为长篇小说季刊。
编委们也因为理念分歧相继离职。
之所以忽然回忆起丁凌，是因为前不久，仍留在《中国》主持大局的刘绍棠忽然找到江弦，恳请他能帮《中国》这份杂志解决眼前的困境。
可江弦知道，这份杂志的困境，根本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总的来说，这也和如今文学的江河日下离不开干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现代文学最好的时代，是现代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最为可观的时代。
这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梦幻黄金时代。
可随着80年代的过去。
属于文学的井喷，也迎来了落幕。
《中国》杂志的倒下，也正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以后，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
这中间复杂的原因太多，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有思想上的。
所以即便江弦是重生者，自觉也没办法和这样的滔滔大势作对。
表达了自己的无力之后，刘绍棠满眼悲痛，过了几天，又来找了一次江弦，说《中国》杂志准备停刊，希望请他给《中国》杂志写一句终刊词。
这事儿江弦不好再拒绝，答应下来，可是怎么写这一句，他仍没想好。
正走神，牛大姐的台词儿将江弦拉回片场：
“哎，过去的列宁装有什么不好啊，哪像现在，里胡哨啊，我就看不惯那些奇装异服。”
刘蓓坐在桌前，一脸不忿，“您又说岔了，什么奇装异服，这不是和您请教如何介绍服装款式么？”
童正维笑了笑，“介绍服装款式，嗯，也得有个政治倾向。”
“您看看我这服装怎么介绍？”刘蓓凑上去，展示了下身上的小西服。
童正维一边儿上下摸着布料，一边儿道：“嗯，就应该这么写，款式独特，价格昂贵，一般劳动人民不大适用，个体户穿的最多。”
“哦。”
刘蓓脸上闪过一丝狡黠，“我知道了，您的意思是说，个体户就不是劳动人民。”
“嗯？”
童正维脸上懵逼，“我说了吗？那当然是了，可是他们钱多。”
“哦，那我钱少，就不能穿这衣服了。”刘蓓翻个白眼。
“牛大姐是这意思么？”
侯耀华老师上去了，“是这意思么？我都听明白了，牛大姐那意思是说，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只要穿上高档服装，就不能再算劳动人民了。”
“卡。”
赵宝刚喊了一句，“可以可以，很好，我觉得可以过了。”
“这就过了？”张艺谋看的傻眼。
以前拍电影，哪个镜头不得琢磨一天？赵宝刚这倒是效率够高，这个镜头这才过了几遍，就要拍下一个了。
“我看演的都还行，没什么瑕疵，再说了，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不赶进度不行。”赵宝刚道。
“这”
张艺谋毕竟是科班出身，自认为比赵宝刚专业的多，而且受之前导演们拍摄习惯的影响，非常不认同赵宝刚的这种做法。
“听导演的。”江弦在一旁开口，主动站在了赵宝刚这一边。
张艺谋他们不懂电视剧。
他懂啊。
《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喜剧，只要演员们演技在线，剧情流畅。
那就够了。
又不是拍电影。
拍电影是制作艺术品，得考虑每个镜头怎么拍，得在乎每个镜头的美感，以及每段戏的处理方式。
他们情景喜剧就不一样了，又是电视剧，又是都市剧，最重要的是剧情冲突，不需要那些有的没的。
有了江弦撑腰，赵宝刚大胆的接着往下拍。
而江弦也对这个初出茅庐的赵宝刚更加放心。
不愧电视剧大导，别人都还没摸索清楚电视剧是什么呢，跳不出拍电影的模式，他却从一开始就领悟到了别人想不到的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