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祖居中条山的深处，那里山清水秀，却也偏远闭塞。
母亲自年轻时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总是建议她居住在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地方，以便及时就医。因此，在山下建一处房子，就成了父母早有的梦想。
父亲在临汾工作时，就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搜集建房材料，甚至亲自挑选了一百根质地优良的山椽和十根粗壮结实的檩条，满心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亲手为母亲打造一个温馨的家。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父亲回运城后，由于工作调动频繁，我们一直没有安定下来。后来虽然住进了单位的家属院，但那里的公厕却建在坡上，还有高高的台阶，这对于母亲的身体状况来说，简直是寸步难行。
每当看到母亲因无法方便而痛苦不堪的样子，父亲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因此，盖房的事就成了我们家茶余饭后经常谈论的话题。
有一次，母亲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神情黯淡地说：“我身体这个样子，不知哪一天就不行了。没有自己的房子，我死了都找不到家。”
父亲听后，心里五味杂陈，他紧紧握住母亲的手，眼眶泛红，却只能无奈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住上新房子的。”
然而，建房谈何容易。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资金紧张，再加上人情世故的复杂，很多人都因建房而债台高筑。
人常说：“娶媳妇盖舍，提起害怕。”父亲虽然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但面对现实的困难，也不免有些畏缩。
母亲病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但令人感动的是，父母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学生和以前曾得到过父母帮助的人，都纷纷伸出援手，经常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对我们家的处境和困难深表同情。在一群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家终于在1980年的春天，迎来了建房的机会。
早在1979年，地直的不少干部就开始在运城城区范围内建起私房。父亲也一直在为选址而奔波。
幸运的是，父亲在当时东城区党委书记荆成的帮助下，在长毛绒厂后边东街四队的一块荒地上，为我们家划了一块地基。这块地基虽然偏僻，但胜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非常适合母亲养病。
父亲在引黄工作期间，结识了河津小梁大队工程队的队长杨龙和副队长王仁。他们三人志同道合，关系处得非常好。当他们得知父亲在建委工作过，便想让父亲帮忙找些活干。
后来，一个单位要建办公大楼，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包下了这个工程。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听说我们家要建房后，便主动提出要来帮忙。
那年快过年时，杨龙和王仁领着小梁村的支部书记、大队长，拎着一篮子自家种的农产品来到我们家看望母亲，他们诚恳地表示愿意为我们家建房。
父亲听后非常感动，但也很坚决地说：“可以，但必须给你们工钱，否则我就另找工程队。”经过协商，他们最终以150元的施工费接下了这个活儿。
地基有了，工程队也有了，但资金问题却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卖掉老家的一孔窑和两间小房。
那是爷爷奶奶去世后留下的唯一遗产，虽然无人居住，但对我们来说却意义非凡。然而，为了母亲的健康和我们未来的生活，父母还是忍痛割爱，将它卖掉了。同时，我们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一部分资金。
知道我们家准备建房后，父亲的朋友们也都纷纷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大家都来帮忙。
一天晚上，父母正在家商量砖瓦怎么卖时，父亲的好友郝管夫妻突然来访。他们听到我们正在为砖瓦发愁后，郝管立刻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村涝娃有一个砖瓦窑，他是我多年的知己。我去找他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天，郝管便带着好消息来了。他告诉父亲已经和涝娃谈妥了价格：砖每千块16元，瓦每千10元，而且他们还愿意把砖拉到工地上。当时市场上大部分送到工地的砖都要30元每千块呢，我们家最终决定拉3万块砖和1万片瓦。
到拉运时，涝娃还多拉了三百个滴水作为贺礼。他对父亲说：“你是郝管的朋友，从现在起你也是我的朋友。我在窑上忙，不能去帮你盖房，这点滴水就当作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此外，父亲的学生们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我们。父亲在底张的学生任元当时在东城区任主任分管社办企业，他听说我们要建房后，便主动提出帮我们解决材料运输的问题。
父亲的学生贾军在引黄开大车，他也经常到家里来询问我们的需求，并表示有什么需要拉什么，他晚上加班给我们拉，只收取一点成本费。
建房的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由于地基偏僻，水、电路样样不通。在父亲老友赵康的帮助下，我们家出钱在长毛绒厂接上了电。
没有水怎么办呢？几个亲戚便用平车一桶一桶地往工地拉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她也尽自己所能地帮助家里。她在家帮姥姥、姨姨和我的表姐妹蒸馍做饭，为工地上的人准备可口的饭菜。而大爸、二爸、舅爸三个人则轮流到工地照护，每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