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的南江热得象蒸笼，图书馆的空调虽然调在26度但出的风永远是28度，沉砚辞很怀疑这台机器是在报复全体学生。
全国赛赛题七月中旬才公布，这段时间他把精力劈成两半，一半给全国赛备战，一半给刘颖案。
闻仲衡给东西从来不含糊，一整个文档盒塞得满满当当，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辩护词、起诉书，再加之学界争论的主要论文十几篇。
“一周之内给我框架，不要就写个综述，我要你具体的判断。”
这是闻仲衡把文档盒塞给沉砚辞的时候说的话。
沉砚辞把盒子抱回图书馆的时候差点闪了腰。
苏见微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帮手，学者观点对照表早就做好了，张明楷、陈兴良、高铭暄三位刑法大佬的立场全部囊括在内。
沉砚辞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所有材料通读一遍。
刘颖案的案情其实并不复杂，2003年到2007年刘颖以高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涉案金额七亿七千万，一审判处集资诈骗罪死刑，二审维持原判。
学界吵翻天的内核问题是民间借贷到底该不该判死刑？
支持者说七个亿不是小数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了罪就得认。反对者说刘颖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正常经营，不是挥霍赌博，定集资诈骗不合适，应该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所有人都在争论罪名认定，但沉砚辞看到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2019年最高法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用了一个思路，资金用途穿透，简单来说就是你吸收了公众的钱，关键不在于你吸了多少，而在于你拿去干了什么，拿去正常做生意的，和拿去澳门赌场的能一样判吗？
这个思路在2013年连学术讨论都少见，大部分学者还在“行为+数额”的框架里来回打转，压根没人从资金用途的角度切入。
闻仲衡之前说过这个时代还没准备好。
沉砚辞做了个决定，既然没准备好那就不直接提用途穿透，他换了个写法。
报告的主体部分，他挑了八个案例做对比，四个判了死刑的，四个没判死刑的，八个案例的吸收金额都在五亿以上，涉案人数都超过一百人，从行为模式和数额上看几乎没有区别。
但判决结果天差地别。
沉砚辞把八个案例的资金流向全部拆开，判了死刑的四个案例中，资金用于个人挥霍、转移境外、偿还赌债的比例超过六成；没判死刑的四个案例中，资金用于企业经营、投资实业、支付员工工资的比例超过七成。
前世敲了20年的法槌，沉砚辞很清楚一件事，最好的结果不是告诉你答案，而是让你觉得答案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学术论文也一样。
他在最后一段如是写道：上述案例的差异或许提示我们，在吸收资金类犯罪的定性与量刑中，行为人对资金的实际支配方向，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变量。
苏见微看完初稿已经快要吃晚饭了。
她把打印稿放下，摘了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回去，这是她在组织语言的信号，她不说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可怕多了。
“写得很好。”她说。
沉砚辞等着。
果然。
“太好了。”苏见微直接把打印稿翻回资金流向对比表上，“你这篇报告表面上是案例分析，实际上是在引导一个还没有被提出来的新原则，你知道这个原则是什么，但你故意不说，我要不是看过你的第一版还真会被你蒙过去。”
“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数据本身会说话。”
“你总是说觉得，但你觉得的东西最后都被验证了。”
沉砚辞和苏见微对视了三秒，心照不宣。
第二天下午，沉砚辞把初稿交到闻仲衡办公室。
闻仲衡看稿子的习惯跟别人不一样，他不从头看，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结论，再翻回第一页看摘要，然后直接跳到数据部分，中间的论述他他翻都懒得翻。
“论述是装饰，数据才是骨头。”这是他第一次给课题组开会时说的原话。
二十分钟后，闻仲衡把稿子放下。
“你有没有想过刘颖案的判决如果将来被翻案，谁会最不高兴？”
沉砚辞想了想：“当年判死刑的法院。”
“还有呢？”
沉砚辞又想了想。
“支持这个判决的学者。”
“你知道替刘颖案的死刑判决做法理论证的人是谁吗？”
沉砚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他没抢话。
“钱伯年，赵宏声的导师。”
“钱伯年的内核立场是民间非法集资类犯罪，不看用途，只看行为和数额，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数额达到标准，该判就判，这个观点从2007年到现在，影响了几乎所有同类案件的裁判逻辑。”
他拿起沉砚辞的稿子，翻到第七页那张资金流向对比表。
“你这张表，实质上是在挑战这个逻辑。”
沉砚辞开口：“我只是呈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