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下午三点多从泉城发的车，硬座居多，卧铺只有寥寥几节，专门留给有级别的干部和军属。刘禹衡拿着军管会开的通行证，带着小孙上了卧铺车厢，找到自己的铺位，把武装带解下来挂在衣帽钩上，整个人往铺位上一倒，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小孙勤快地把他的军帽和挎包放好，又把军用水壶灌满了开水，摆在铺位旁边的小桌上，这才在对面的下铺坐下来。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缓缓后退。刘禹衡盯着车顶那盏昏黄的灯泡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睛。
车厢里很安静，除了火车轮子碾压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偶尔有别的车厢传来的说话声和咳嗽声，都隔着几道门。
刘禹衡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
离京城越近，他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就越浓。
近乡情怯。他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个诊断。
然后他忍不住笑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点自嘲的意思。要是让李云龙那老小子知道自己这副德性，还不得笑话死他？堂堂纵队司令员，四万人马都带得动，回个家居然紧张了，这说出去谁信？
刘禹衡睁开眼睛，望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刘禹衡闭上眼，那些记忆就象被压在箱底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地翻了出来，有的还清淅，有的已经模糊了。
1933年，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他八岁，或者说，那一年他“变成”了八岁。原来的刘大刚，小名大狗，是京城南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爹是个厨子，娘在家里给人缝缝补补，还有个四岁的弟弟叫刘二和，小名二狗。
那年冬天刘大刚发高烧，他爹娘以为这孩子要不行了，已经托人去棺材铺打听薄皮棺材的价了。结果第四天早上，孩子醒了，烧也退了，活蹦乱跳的，跟没事人一样。
可只有刘禹衡自己知道，醒过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刘大刚了。
他记得自己上辈子的名字，记得自己是个大学生，记得宿舍里的泡面味和图书馆的空调声，记得手机屏幕上的各种app和永远刷不完的短视频。那些记忆清淅得象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却又遥远得象是上辈子，不，就是上辈子的事。然后他高烧了，再然后，他就躺在了1933年京城南城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里，变成了一个八岁的小孩，一个叫刘大刚的小孩。
他花了好几个月才接受这个事实。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突然变成了民国时期京城贫民窟里的穷孩子，这跨度大得让人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
但日子总是要过的，饭总是要吃的，他爹刘栓柱在饭馆里给人颠勺，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他娘王秀禾在家里给人洗衣服、缝补衣裳，挣几个铜板贴补家用。弟弟刘二和才四岁，整天光着屁股在胡同里跑来跑去，脏得跟个小泥鳅似的。
那时候的京城，街上跑的是人力车和电车，人们穿的是长袍马褂和旗袍，说话带着浓浓的京片子。刘禹衡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学会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方式生活。
真正的转折点在1935年。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赵刚。
赵刚比他大几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时队伍被警察冲散了，刘禹衡被挤到了路边的胡同里，赵刚一把拉住他，把他拽到了安全的地方。
“小伙子，哪个学校的？”赵刚拍了拍他身上的土。
“南城小学的。”刘禹衡喘着气说。
“才十几岁吧？跑出来家里人知道吗？”
刘禹衡愣了一下，家里人当然不知道。
“知道。”他最后说。
其实他爹要是知道他上街游行，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
刘栓柱是个老实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不惹事，不生非。
赵刚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只是说：“走吧，跟紧我。”
从那以后，刘禹衡就跟赵刚认识了。赵刚后来带着他参加了几次学生集会，给他讲了很多道理。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刘禹衡正在家里吃早饭。他爹刘栓柱在灶台前忙碌着，他娘在给他弟弟刘二和穿衣服。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是轰隆隆的炮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
“又打起来了？”刘栓柱手里的锅铲掉在了地上。
刘禹衡放下碗筷，站起来说：“爹，娘，我得走了。”
“走？去哪儿？”王秀禾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眼框一下子就红了。
“抗日。”他只说了两个字。
那一年他十二岁。个名字，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前他就改了，他觉得刘大刚这个名字太土，配不上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临行前，他站在家门口的胡同里，最后看了一眼那扇斑驳的木门。弟弟刘二和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哇哇地哭。他弯腰把弟弟的手掰开，摸了摸弟弟的脑袋，说：“二狗，好好读书，听爹娘的话。”
然后他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他跟赵刚一起离开了京城，去了圣地。那是他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走了整整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