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3月31日。伦敦。肯辛顿。
博士坐在书桌前。煤气灯亮着。窗外的肯辛顿高街安静了，马车少了，行人也少了。星期六晚上，伦敦人回家了。
他面前摊着三样东西。
巴林银行的对帐单。交易笔记本。亨利的信。
对帐单上的数字是：
账户馀额：25，924英镑。
其中利物浦策略收益：2，397英镑。曼彻斯特策略收益：5，200英镑。合计7，597英镑。加之1882年结转的18，327英镑，减去支出——房租、男仆工资、衣物、车马、捐赠——馀额25，924英镑。
他算过三遍了。
数字是对的。
他把对帐单放在左边。拿起交易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b-w那页。3月23日，平仓。收益1，790英镑。
他在这一行下面加了一行：
“3月31日。第一季度终。曼彻斯特策略累计收益5，200英镑。账户馀额25，924英镑。”
他合上笔记本。
拿起亨利的信。信纸折了两折。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他读了一遍。
“这笔钱将从工人的年终奖金里扣除。您计算过这个吗？”
三千英镑除以一百八十七，等于十六先令。
他算过。
他把信放回信封。信封没封口。他放进右边第二个抽屉。
抽屉里已经有几样东西了。巴林1882年的邀请信。斯坦利勋爵的名片。莫兰的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凯瑟琳20英镑咨询费的收据。亨利的信。他写了没寄出去的那封回信。
他关上抽屉。
站起来，走到窗边。肯辛顿的街灯亮着。光晕是黄的，晃悠悠的。远处有马车声。一个人走过去，脚步声很轻，很快消失了。
他碰了碰背心口袋。怀表的裂纹还在。他没取出来。
他想起今天下午的事。
下午三点，巴林银行的信使送来对帐单。巴林写的：
“韦斯特莱克博士：
曼彻斯特策略已收官。三支标的，合计收益5，200英镑。您的模型是金融城今年第一季度最精确的预测工具。
合伙人会议今天讨论了您的策略。有人提议将‘韦斯特莱克—曼彻斯特规则’固化，用于未来纺织行业的做空交易。
我否决了。理由如您1883年1月所说——模型需要重新校准。明年春季爱尔兰收成数据未知。
您是对的。
巴林”
他读完便条，放在桌上。
“您是对的。”
巴林说这句话的时候，知道他做空的工厂里有他堂兄的工厂吗？
他没问过巴林。
他站在窗边。煤气灯的光是黄的。肯辛顿的街道很安静。三月底的伦敦，夜风还是冷的。窗户关着，但他能感觉到冷。
他想起凯瑟琳的信。
“她们信您。”
他想起莫兰的信。
“码头女工问：他叫什么。我说：韦斯特莱克。她们记住了。”
他想起亨利的信。
“您计算过这个吗？”
他计算过。
他算对了。模型对了。交易对了。收益对了。账户馀额25，924英镑，对了。
然后呢？
他站在窗边。贝壳不在窗台上。贝壳在剑桥，三一学院e幢3楼，窗台左侧。他离开的时候没带。他以为他只离开两年。他以为他会回去。他以为他可以在伦敦计算，在剑桥忘记。
他碰了碰背心口袋。怀表的裂纹还在。他取出来了。看了一眼。晚上十一点十三分。
他把怀表放回去。
回到桌前。拿起钢笔。母亲的遗物。笔帽有磕痕。笔尖向右偏。他在一张空白纸上写：
“1883年第一季度终。
账户馀额：25，924英镑。
获利：7，597英镑。
支出：约1，200英镑。”
他停了笔。
他还想写点什么。关于亨利的信。关于莫兰的信。关于凯瑟琳的信。关于那些他没问过的问题。
他写不出来。
他放下笔。把纸折好，放进左边第三个抽屉。和母亲的信放在一起。
窗外，肯辛顿的街灯灭了一盏。不是全灭。是煤气灯公司半夜会关掉一半，省煤气的钱。街上暗了一半。另一半还亮着，黄黄的，晃悠悠的。
他坐在桌前。没有动。
远处传来更夫的声音。敲梆子。三下。停顿。再三下。
十一点半了。
他站起来。走到床边。脱掉外套。1876年的深灰色晨礼服。右袖口内侧有墨迹。左肘内侧有查理后来缝的补丁。现在还没有补丁。现在是1883年，查理还在孤儿院。这件外套还是完好的。
他把外套挂在椅背上。
躺下。
闭上眼睛。
亨利的信在右边第二个抽屉里。他关上了。但信还在。那行字还在。“您计算过这个吗？”
他算过。
他算了三千英镑，除以一百八十七，等于十六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