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2月24日。伦敦。肯辛顿。
下午四点，博士从金融城回到寓所。男仆接过他的公文包，问是否需要准备晚餐。博士说不用。男仆问是否需要生壁炉。博士说不用。男仆站在门厅等了五秒，退出去。
博士走进书房。书桌上放着三本记录本——莫兰的。他翻开第一本，第一页：1882年3月7日，码头临时工名册。莫兰。周薪14先令。备注：爱尔兰移民，三月到港，无家属。
他合上记录本。窗外的光开始变暗。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对面楼的灰砖墙，下午四点是浅灰色，现在开始变成深灰。水渍看不清了。七个月前他刚搬来的时候，问过自己：这栋楼的水渍为什么是从三楼往下流，不是从二楼。他没有答案。后来忘了问。
现在他又想起来了。
他回到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第47页。
-1882-047。岁。爱尔兰移民。1882年3月到港。12月3日周薪15先令6便士。
他用母亲那支钢笔，在“12月3日”下面加了一行：
12月24日。数据待查。
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有孩子的笑声。他抬头看。对面楼的院子里，房东的孙子在堆雪人。雪不大，薄薄一层，孩子用手捧起来，堆成一个拳头大的球。孩子六岁左右，穿着深蓝色厚外套，帽子太大，遮住眼睛。他用手柄帽子往上推，继续堆。
博士看了一会儿。
他想起1882年3月，白教堂码头，仓库门口站着一排等活的临时工。其中一个二十二岁，瘦，右手食指有老茧，站在人群最后面，不说话。博士从他身边走过，没看他。
博士继续看窗外。孩子堆好雪人，跑进屋。院子里空了。雪还在下，薄薄一层，盖不住地。
他回到书桌前，取出怀表，上弦。11:00还早，但他上了。怀表裂纹还在。。他用铅笔在表盘背面画了一道痕——去年画的，今年还在。明年应该还会延长。
他把怀表放回背心口袋。左手触碰表盘的时候，他想起莫兰那句话：您赚的钱里，有多少是我表弟少拿的那2便士？
他翻开笔记本，最后一页空白处：
1882年12月3日，莫兰问：套利的收益与被删除的名字之间，有没有方程？
没有方程。只有笔记。
他又加了一行：
12月24日。还没有方程。
书房里很安静。煤气灯开着，绿色灯罩，光落在书桌上。三本记录本、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块怀表。窗外雪还在下。对面楼的窗户亮起灯，孩子坐在窗边吃什么东西，看不清。
博士坐了很久。
他想起父亲。1856年，父亲收到马尔萨斯学会的退稿信。信上写：您的算法无法解释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非线性关系。建议修改。父亲没有修改。他把信锁进抽屉，再没拿出来。1857年，父亲死了。母亲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封信还在抽屉里，信封没拆。
博士没有见过那封信。母亲1878年临终前告诉他：你父亲有一封信，在汤布里奇老宅的阁楼里。你想看就去看。博士没有去。1882年12月24日，他想起来这件事。
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取出母亲铁盒。铁盒是母亲留给他的，1878年4月17日之后，他从未打开。今晚他打开了。
铁盒里有一枚贝壳——母亲1871年在海边捡的，他说“好看”，母亲说“给你”。有三封信——母亲写给他的，1872-1878年，每年一封。有一本笔记——母亲1870年代记录的土地信息，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密密麻麻的数字，页边有她自创的简写。有一张照片——母亲和父亲的合影，1853年结婚时拍的，父亲穿着黑色礼服，母亲穿着白纱，两人都看着镜头，没有笑。
还有一封信。信封泛黄，地址是肯特郡汤布里奇，寄给托马斯·韦斯特莱克。邮戳1856年11月。寄信人：马尔萨斯学会。
博士取出信。信封没拆。他看了很久，没有拆。
他把信放回铁盒。把铁盒放回书柜。
回到书桌前。坐下。
窗外雪停了。对面楼的灯还亮着。孩子不在窗边了。
博士翻开笔记本，第47页。兰。他在这行字下面又加了一行：
1882年12月24日，肯辛顿。雪。父亲有一封信，我没拆。
他合上笔记本。
取出怀表，看时间。8:47。离11:00还有两小时十三分钟。他把怀表放回口袋。左手触碰表盘的时候，他想起母亲最后一句话：你小时候问我，统计能不能预测一个人会不会变成黑色。我现在知道答案了：不能。因为黑色不是颜色，是别人的目光。
他坐了很久。
9:30，男仆敲门。博士没应。男仆等了三秒，离开。
10:15，博士站起来，走到窗边。对面楼的灯灭了。院子里的雪人还在，薄薄一层，已经看不清型状。
他回到书桌前，取出巴林银行的信纸。1882年6月，巴林写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