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而不致于人！此间道理，虽从军多年之兵家子，亦不能善加领会，时常忘记。”
十月二十五日，杨口大营内，陶侃倒背着双手，花白的胡须在河风中飘飘荡荡。
长史周抚、司马王您期跟在身后。
今天风有些大，脚下虽然是巨舟大舰，依然不太稳当，不过二人早就习惯了，行走起来如履平地。
“从大略来说，我今已为邵贼所致。”陶侃说道：“襄阳救不救？不救，坐视其吞我精兵强将、名城大邑。救，则彼必然百般阻挠，乃至趁机杀伤。”
王期听了有些惊讶，问道：“明公，难道邵贼至今还未攻襄阳？”
陶侃仰首望天，道：“纵已围攻，仍未下也。建邮君臣远在数千里之外，不知兵危战凶，致有此事。”
周抚、王期相顾无言。
作为幕府长史、司马，他们当然知道陶荆州其实是不愿意守襄阳的。
原因也很简单，多年征战，早就疲嫩不堪，且离夏口、江陵太远，不如迁民南下，以实江夏、江陵户口，作长久计。
这就是陶侃事前的想法，奈何朝廷不许，反倒运来大批资粮、器械，严令不许放弃襄阳。
于是乎，他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制定作战计划。简单来说，就是用襄阳消耗敌军的兵力、锐气，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了，陶侃居然二度萌生放弃襄阳的念头。
当然，对陶侃的这种想法，两人意见不一。
周抚觉得可以，不如只派少量兵士监视，一有不对即行南撤，退至东吴故都武昌。
王期则觉得应该守，即便当地已经打得民不聊生，快坚持不下去了。
襄阳是江夏、江陵的屏障。襄阳存在着，这两地就能过太平日子，襄阳不存在，两地就要进入战时状态了，日子比较难过。
但他们都不是做决定的人，没用。
“明公，难道邵贼是拿襄阳吊着我大军？”周抚快走两步，跟到陶侃身后，问道。
“未必如此。”陶侃说道：“打仗哪有一定成规？邵贼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一开始就是奔着襄阳来的，只不过襄阳城高池深，守军亦不下万人，
难以猝拔罢了。且其兵来去如风，攻城乃最下乘的打法。不如放出去，看看能不能歼敌。”
“致人而不致于人他若攻城，便致于我。不攻城，则我为其所致。”
“这是大面上的。再说说临阵对敌，此番宋夏便为贼所致。我军长于何处，敌军短于何处，他本是知道的，但利令智昏，兵败身死。”
“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邵贼尽起大军南下，其实占了天时。”说到这里，陶侃转过身来，看向周抚、王期。
周、王二人尽皆苦笑。
这个“天时”说的不仅仅是天气，更多指代建邺的新老交替，人心动荡。
人心一动荡，就有可能有人投敌，比如江夏李氏。
李充的投敌十分麻烦，导致江夏郡城落入贼手。
另外，这两天有谣言传播，说中庐恒接受了邵贼襄阳太守的任命，反了！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这也是人心动荡的一个反应。
当然，邵贼也挑了个相对不错的季节，于深秋、入冬时分南下。
这时节当然是有疫病的，但不如夏天严重，对北人来说，可谓救命之时。
“地利其不占之。”陶侃说道：“荆州用兵，水师为要，越往南越需要水师，地利在我。人和一一陶侃摇头苦笑：“荆襄豪族首鼠两端，人和已不尽在我手。”
“天时地利人和，我只占地地利和半个人和，邵贼据有天时和半个人和，此仗，难矣。”
被陶侃这么一分析，周抚、王期二人相顾失色。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为何陶荆州不愿守襄阳了。
越往南，地利越明显，人越坚定抗邵。
越往北，水师优势越小，人越发首鼠两端。
古人已将军争之要说得清清楚楚，奈何建邮胡乱指挥。
不过一一或许也怪不得他们啊。
新君登基，上来就舍弃重镇，面上略微须不好看。
“明公，还要救襄阳吗？”周抚忍不住问道。
“先整顿一番。”陶侃沉默片刻，说道：“能救就救一把，看看能不能把人撤出来。”
这算救吗？周抚、王期面面相。
“朝廷若追责—·.”周抚迟疑道。
“存人失地还是存地失人，朝廷总要做出选择的，哪有存地又存人的好事？”陶侃叹道：“邵贼号称_‘八十万兵’，固多虚言也，而我只能号称‘十万兵’”，以十万对八十万，胜算几何？不如南撤，把精兵强将留存下来，依托水师，能抗得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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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只有长江能挡八十万兵。若强要说有无取胜之机，老夫不敢说一定没有，但决计不在襄阳。”
“明公，胜机在何处？”王期听得入神，遂问道。
陶侃没有明说，只道：“致人而不致于人，天时地利人和，已道尽矣。”
说罢，便转身离开，声音还远远飘来：“让陈修撤兵。汝南没甚意思，
邵贼完全不为所动。”
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