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根据地的军民。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物资匮乏。但是，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
在军事上，八路军、新四军创造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冀中平原地区的地道战，让日军防不胜防。根据地军民在地下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地道，既能隐蔽自己，又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地雷战则是利用自制的地雷，在根据地周围布置成地雷阵，有效地杀伤敌人。麻雀战是化整为零，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进行小规模的袭击。这些战术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泥潭。
在经济上，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 359 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实现了粮食和物资的自给自足。同时，根据地还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在文化方面，开展扫盲运动，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宣传抗日思想，使根据地人民在思想上更加团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战线成为了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族精神。
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小说，深刻地描绘了日军侵略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诗歌方面，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诗作，以激昂的语言，呼唤人们投入战斗。戏剧界也积极响应，创作了许多抗日题材的话剧，如曹禺的《蜕变》等。这些作品在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新闻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同时，许多外国记者来到中国，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在国际上，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一些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还派遣了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美国也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抗战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抗日根据地为伤员治病，展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